桑玉成
 

    近一些年来，我们都非常注重政治过程中的文字记载，所谓“台账”。推进什么工作，检查什么事项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就是说来“查台账”。我们打报告请领导出席一个会议并发表讲话，往往在报告的同时，还要附上为领导草拟的“讲话代拟稿”；我们的什么重要活动希望领导发贺信，也要有代拟的贺信稿；更有甚者，有的在发给领导专报的同时把领导的批示也代拟了，诸如此类。各种各样的文书留存下来，成为未来多少年以后的重要的文献资料。
    领导在拿到代拟的讲话稿之后，可能又进行了必要的修饰、修改和加工，然后进入了会议的正式议程。接下来的情况大致有两类：一是，领导照本宣科，一字不漏；另一种是，领导以讲话稿为参考，或念稿子，或自我发挥，洋洋洒洒，有的甚至还离题万里。但是在第二天主要媒体的新闻稿中，所有关于某某领导指出、强调、要求之类的，都是以其文字稿为依据的。
    笔者就曾经出席过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最后一个议程是地方最高领导的重要讲话。这位领导一向以洒脱为其特色，自由发挥，游刃有余。当主持人说有请某某领导作重要讲话之后，这位领导即举起一叠讲话稿说，会议举办方给我准备了讲话稿，然后他把这个讲话稿往桌上一放，说“明天你们可以发下去，下面我讲三点意见……”。结果讲了一个多小时，全是这位领导的自由发挥，但是发挥得很好，会下反响非常不错。但是遗憾的是，第二天出现的新闻稿中，只有讲话稿文书中的内容，自由发挥的无一得到反映。其实，讲话稿中的内容完全是履行公事，宏大叙事，而领导实际的讲话倒是生动有趣，涵义深刻。这样的情况应该还不在少数。
    这里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即我们说某某领导在某某会议上指出、强调等等，究竟说以他的文字版本为依据还是以其表达的话语为依据？
    现在的情况大多是以文稿为依据的，偶有高层次领导讲话稿中会以括号加注，称“此处插话……”云云。虽没有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要以文稿为依据，但大致的理由应该是，大多数的文稿特别是重要的文稿，当是通过正式程序批转过或者讨论过的，因此按照文稿讲话，仅仅是讲话人履行的一种“职务”行为，且文稿具有可存可查之特点。相比之下，领导即席的讲话具有其个人的随意性，尽管可以有声音的存档，但由于事前未有专门的批转或者讨论，往往仅仅具有“代表个人意见”的性质。
    但是，这样也就存在一个如何让领导讲话“算数”的问题，反过来说，如果领导讲话“不算数”，那他讲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。笔者认为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有必要大致区别这样两种情况：一是，由领导体制决定的领导角色，如在党的委员会体制下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必须有文本依据，其个人的自由发挥，只能是代表“个人意见”；而在行政的首长制体制下，行政首长讲话的文稿与自由发挥都应“算数”。二是，规范性的代表大会，如党的代表大会、人民代表大会等等，都应以文本为依据；而一般的工作性会议，文稿与领导的即席讲话都可以作为依据。